“不,不,不,不,阿洛伊斯,”年高德劭者
说,“现在是你当家。”过了几秒钟,他又补充一句:“谢天谢地。”
“特普弗勒,”克纳普说,“你也明白,我们面临着一种绝无仅有的局面,瑞士银行界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
“也许世界银行史上也没有先例,”年高德助者说。
“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挑战,满足对方提出的要求,”克纳普说,“做到精确、高效、迅速、稳妥,尤其是稳妥,特普弗勒,这是我们的光荣与骄傲,我们这个企业得有今天,就是靠的稳妥。”
特普弗助恭敬地竖起一个食指。
“我能提个问题吗,先生?”
“可以,年轻人。”
“我们这位客户帐上真有十亿美元?”
他马上想到,自己不该提这个问题。两位上
司大人物直勾勾地望着他。
“别让我们怀疑你有精神病,特普弗勒。更要紧的是,我们这位移户选择你作为他与我们之间的唯一联系人,你可别再添麻烦了,否则我们还得担心这样的选择不知会带来什么后果。世界上没有人会在一个银行帐户上存十亿美元的,特普弗勒。事情是这样的:这位客户享有的信用限度超过那个数目,由于我们与他之间预先有一项专门的安排,我们必须满足他的要求。”
克纳普深深地吸一口气。*
“特普弗勒,本星期五下午三点,我们的银行对外停止营业,表面的理由是整理内部事务。在这之前,银行的一切工作要照常进行——至少,我们希望做到一切照常。所不同的就是耍有七八名男女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四处物色这些钞票。我们拿不出十亿美元一百元票面的钞票,特普弗勒。跟那个数字差得很远。我们要跟全国的银行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银行联系,很有可能还得跟美国的有关企业联系。我们将不得不开动一台具有世界规模的庞大机器,动员专机和护送人贝。如果我们能在三天内达到目的,那将是得到神助的结果。其中也有你的一份功劳,特普弗
助,亏不了你。你的名字是塔多伊兹,是不是?”
“是的,先生。”
“塔多伊兹,还有最后一点,我们—菲斯利先生和我——想要强调一下。几分钟前,除了菲斯利先生、你和我以外,我们银行的管理部门还有另外五个人在这间办公室里。他们不知道我们那位客户的名字。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另外一个是布罗克曼)。因此,塔多伊兹,如果由于你的疏忽(不管什么么原因,哪怕只是你说了梦话),让别人知道了这件事(不管是银行内部还是银行以外的人,让外人知道就更糟),知道有这场灾难临到我们头上,特别是万一让人知道了造成这场灾难的那个人的名字,那么,我凭着《圣经》向你起誓,我决不让你在瑞士找到别的工作,哪怕当一个养路工也休想。我要亲自过问这件事,塔多伊兹,即使把我的有生之年全部用上也在所不惜。我是不是把我的意思说清楚了,塔多伊兹?”
“是的,先生。非常清楚。”
“那好,你去吧,午轻人。”
他们果真把威廉·退尔室布置起来。从多尔德大饭店借来了两个房间全套床上用品,在那里摆好。他们还打通了一堵墙,这样可以通过毗邻的一栋大楼和银行后部的几间屋子到这个临时客房去,而不致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各个方面都有许多事情要做,忙得不亦乐乎。当然,得布置一个浴室,还得有间厨房,以便热一下从外面订来的饭菜,何况那个做汉堡包的专家当天就从法兰克福被接来,还带来了要用的料和全套装备。
还有电话线,总共五条。
“我还需要打几个电话,”那位客户向特普弗勒解释,“不过我不想占用银行里的普通线路。那会使我感到不是滋味。另外趁我现在想到,如果不太麻烦的话,是否请你给搞一个小小的放映室。扎帕塔太大喜欢看电影,尤其是亨弗莱·鲍曼演的。你能费心搞一下吗,塔多伊兹?那真是太感谢了。”
确实,那人打了不计其数的电话。有几次,
特普弗勒听到了这些用好几种语言进行的电话交谈的片言只语。那人至少能说十种不同的语言,而且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时极其敏捷,令人“耳不暇接”。
至于他说了些什么,特普弗勒一点也不懂,而且很快就产生这样的想法:那人可能是在闹着玩儿,或者,不如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的妻子开心,如果那女的真是他妻子的话。
这个年轻的瑞士人不愿相信这些电话谈的都是正事,否则他将不得不相信世上竞有这么一个人:他通过电话经营着分布在全世界的几百家公司,其业务包括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无一例外。而且在电话指挥中用的全是代号和莫名其妙的数字,从不提及一个人名。
在特普弗勒看来,这一切全都毫无意义。显然,他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这个年轻女人高兴。
事实证明,在对她的看法上,塔多伊兹·特普弗勒最初的直觉是正确的:她是个疯女人。特普弗勒觉得这事没什么可笑。相反,他意外地感到很可悲。谁都不可能不注意到那男人对她的无限柔情和轻怜蜜爱。还有他那无可比拟的耐心。
可见,这第一天忙得够呛,来来去去的次数很多,尽管这样,却没有引起外界注意,甚至银行的雇员也没有觉察到任何异常的迹象。
晚上,营业时间结束之后,一切终于平静下来了。威廉·退尔室在二楼,通常是接待贵宾用的。现在,它与整栋大楼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另外加派了两名门岗,不过他们谁也没看见那一对,也不知道有这么一男一女在里边。
克纳普给特普弗勒下的指示是很明确
的:“塔多伊兹,你留下陪着他们。就算我个人请你帮这个忙。事过之后,你可以随便休假,我们将考虑你在我们银行的前程。不过你要陪着他们。塔多伊兹,尽你所能为他们提供方便。必要时还得伺侯他们用餐,随时听从他们的吩咐。塔多伊兹,你要相信我们的这位客户;他的所作所为自有他的理由。”
起先,特普弗勒还以为克立姆罗德不是此人的真名,甚至怀疑他可能就是丹尼尔·路德维希,因为特普弗勒从未见过这位著名船王的照片;不过他太年轻了,不大可能是路德维希。特普弗勒相信克纳普一开始就明白那个年轻女人是疯子,
而排演这出为期三天的闹剧,纯粹是为了让那个叫克立姆罗德的人能够——该怎么说呢?——能够露这么一手,在他爱得神魂颠倒的女人面前摆一摆阔,也许还想跟她一起发上几个小时的
疯……
而这个所谓的克立姆罗德,始终明白结局会是怎样的……
第二天,忙乱的现象有所缓和,至少在局部上是如此。有关人员均已安顿停当,反正挥金如土,所费不资。整个二楼对任何人封闭,只有克纳普和特普弗勒除外。第一天晚上,特普弗勒根据年轻女人的愿望,给德黑兰挂了个电话,使他大为诧异的是当他提到夏眠·佩吉的名字时,对方的反应极为热情。接着,他的诧异进而变为震惊,因为国王居然亲自来接电话,关切地打听她的情况。“我想她很好……哦,陛下,”给闹得稀
里糊涂的特普弗勒回答说,“她只是想吃点儿鱼子酱,要我……”
至尊的国王陛下说他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会发布必要的命令,并且表示:如果特普弗勒能向佩吉小姐转达他的诚挚的问候,他将十分感
激。
鱼子酱由一架专机空运到苏黎世。两位举止庄重、沉默寡言的伊朗人——显然是外交官或特工人员——通过内部出入口把鱼子酱送到银行里。
“我真象在白日做梦,”二十二年之后特普弗勒回忆说。
第二天晚上,歇斯底里发作了。根据事先的安排,在与威廉·退尔室相隔两间屋子的一个小办公室里,给特普弗勒安排了一张小床。九点钟左右,他听见一阵玻璃砸碎和重物落地的响声,紧接着传来一声尖叫。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跑过去。他敲敲那扇门,那个男的叫他进去。他发现那人正抓住年轻女人被反剪过来的一双手腕子。那女的眼珠上翻,气喘吁吁,流着口水,拼命地反抗着。
“请帮一下忙,”男的说。“我们把她抬到床上去。”
特普弗勒问他是否要叫个医生来。
那人回答说:“不用。这只是一次神经性的发作,我妻子常犯这种病。我知道该怎么办。”
他镇静得异乎寻常。特普弗勒帮他把年轻女人抬到床上。打了一针以后,几乎立见奇效。
“这下她要睡了。”
那双灰色的眼睛突然流露出无限忧伤的表情,特普弗勒以为那人承受不住这般压倒一切的悲哀,恐怕会哭起来。于是,他转过脸去。
“塔多伊兹!”
“有何吩咐,先生?”
“谢谢你。”
特普弗勒点点头。这时该说什么,或者该做什么,他心中不太有底。
那人温和地说:“给我谈谈你自己吧。你有兄弟姐妹吗?你结婚没有?”
他们就在这空荡荡、静悄俏的银行里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主要是特普弗勒一个人谈。他说了许多事情,不过特别介绍了他那位严厉得可怕的祖父安东·古斯塔夫·特普弗勒。克立姆罗德好象根本没听,迷离恍惚的眼神茫然凝视著不知什么地方,可他提出的问题表明事实上他听得很认真,倒是特普弗勒认为所谈的内容并不值得如此认真对待。
最后,特普弗勒告辞,回到了他的小床上。但他无法入睡。他故意把门开着。万一那边需要他时比较方便;透过门缝,他可以看见威廉·退尔室内的灯光依然亮着。两小时后,他从床上起来,又走到那里去问了一下有没有需要他做的事情。
“没有,谢谢。”那人温和而有礼貌地说。
他坐在年轻女人睡的那张床旁边看书,看一本约翰·博德默尔翻译的德文版荷马史诗,这是从阿洛伊斯·克纳普的私人藏书中借来的。
“整整一夜他就是这么过的;我敢肯定。直到清晨他还坐在那里,”特普弗勒事后回忆道。
上午,当特普弗勒又见到那一对时,他发现那年轻女人——显然她的名字叫夏眠·佩吉——几乎没什么不正常,起先有点没精打彩,却更显得楚楚动人,但随后她的麻利劲儿与粗鲁的幽默又渐渐恢复。看起来她很正常,只是在两朵紫罗兰般的一对眼睛深处闪烁着狂热的异光。
在过去的两天里,装甲卡车已多次开到银行,其中有几次从苏黎世其他银行开来,它们都最大限度地让出自己的美钞,但大多数车次来自机场。第三天,来往的车次更多,但由于银行比平时提早关门,这一切很少有人看见。
运来的钞票陆续堆放起来。
十亿美元的纸币究竟要占用多少空间,谁也估计不出来。如果单选某一个房间可能嫌小,为安全起见,决定还后把钞票堆在大厅中央铺好被单的地上。
特普弗勒利用闲暇算了一笔账。
一百元票面的钞票,每十张一沓,连同扎钱的带子大约厚七点五毫米——新钞票稍薄一点,用过的稍厚一点,他取的是平均数。他算出,把
用带子扎起来的百元钞票一沓一沓叠成一堆,一百万美元就能堆到七点五米高。
他想算出,以每堆十六点五厘米长、六点六厘米宽、七点五米高计算,多少堆的面积相当于一平方。
答案是九十堆。每平方米堆九千万美元。我的天!五间屋子的一套房该容得下多少钱哪!
……而十亿里面有一千个一百万。
假设用九十除一千……
十一点一一一平方米。
当然仍旧是按每堆高七点五米计算的。这简直是发疯。就算天花板有这么高(某些地方确实达到这般高度),但要登上这样巍巍然一堆的顶部,至少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这位客户要是想点点数的话,”特普弗勒想,“他得借助于一架直升飞机,起码也得有一柄登山用的破冰斧。”
他认为,与其把它们垒得那么高,倒不如减低高度,增加堆数。比如,把原来的一堆匀成五
堆,这样计算起来也不难。
答案似乎是可行、合理的:这么一铺开,大约五十六平方米、一点五米高的一垛就是十亿美元。
他想,不管怎样,大厅里应该堆得下。这已经挺不错了,除了大厅,别的地方都不行。
塔多伊兹·特普弗勒算得那么精细,结果证明是错误的。误差虽不是很大,却也不算太小。
这令人咋舌的一大垛钞票占地六十平方米,有些地方的高度还略微超过两米。原因很简单:他们弄不到那么多百元票面的美钞,只好用五十元甚至十元、五元、一元票面的补足。
这样一来那垛钞票的体积也就相应地增加了不少。第三天晚上七点左右,威廉·退尔室的电话铃响了。特普弗勒拿起了话筒,自从最后一辆装甲卡车开走后,他就一直巴巴地在等这个电话。
电话里克纳普的声音说:“好了。”
于是,他们三人下楼去:那一对儿挎着胳膊
走在头里,年轻的瑞士人跟在后面。
空荡荡的大厅里,除了那十亿美元的钞票外,只有阿洛伊斯·克纳普和拄着手杖、年高德劭的菲斯利。那个自称克立姆罗德的人(至少在特普弗勒心目中这不是他的真名),甚至没有走近那垛巨款。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神表明他的心思不知远在何方,脸上那种幽默或愉快的神情早已影踪全无。
那年轻女人则不然,她绕着那垛钞票慢慢地打转。
“十亿美元?”
“十亿零三美元四十五美分,”克纳普答
道。“在承兑你们的支票这件事上,让你们久等
了,请原谅。”
夏眠消失在钞票后面。但她的话音在反响很大的拱顶下回荡着。
她问道:“这些全是你的,雷伯?”
“是的,”那人说,依然一动不动。
“你总共有它的多少倍?”
“我不知道。”
“两倍,雷伯?五倍?十倍?”
“我不知道。”
她重又出现在四个男人的视野里。
“要是我一把火烧了它呢,雷伯?我可以烧光它吗,雷伯?”
“可以。”
“真的可以吗?”
“是的。”
不过他带着迷人的柔情含笑添上一句:“只是,你会把银行一起烧掉的。”
“那就把银行买下来。
“我们要银行干什么,亲爱的,你不觉得这是个挺沉闷的地方吗?”
那女人看着他,眼睛里突然充满泪水。
“你太可爱、太温柔了,雷伯,我爱你。”
“我也爱你,夏眠。”
她倚在钞票垒起的墙上,无声地哭了起来。
特普弗勒、克纳普、菲斯利三人先后转过身去,不敢看她或克立姆罗德,这时克立姆罗德的脸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
“现在带我回那个地方去吧,雷伯。让他们把我再关起来。”
大厅里面有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站岗,不过是在门外。克纳普作了个手势,警卫让他们过去。
门关上之后,特普邦勒依然没有动弹。
克纳普对他说:“回去吧,年轻人。一切都过去了。”
“这些钞票怎么处理呢?”
“那儿来的放回哪儿去。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特普弗勒点点头。当然。
他迈步朝门口走去。
“塔多伊兹!”
特普弗勒连身体也不转过来就说:“我知道,不能把这事说出去。”
他走了。他一句话也不想跟任何人说。其实,他倒是更想哭一场。
王臣——7
夏眠·佩吉死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
跟往年一样,她和家里人一起在美国过圣诞节。现在陪伴她的除了几个埃塞俄比亚姑娘外,还有一个瑞士女人——她是个医生,一直在夏眠身边,从不走远。在纽约和康涅狄格州的两个星期里,她显得很活跃,甚至很愉快,只是她的眼神时常表露出那种令人焦虑的亢奋。逢到这种时候,那个瑞士女人——她名叫玛尔塔·霍德勒尔——就会非常谨慎地接近她,随时准备进行干预。但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没有向更坏处发展,夏眠总是笑着说:“我很好,玛尔塔。”
她十分疼爱大卫和黛安娜·塞梯尼亚兹的孩子们,这一年,跟前些年一样,她带来的礼物不知多多少少。其中有一所做得非常逼真的瑞士乡间小木屋,有六个房间,家具摆设应行尽有,甚至包括一座逗人发笑的钟:一只杜鹃会在最最出人
意料的时候从钟里跳出来,用撤酒疯的假嗓子发出尖叫:“现在是孩子们的时代!爸爸妈妈有神经病,孩子们还是好好儿的!”
整个小木屋,包括烟囱,是按二比五的比例制作的一件模型。
因此,当塞梯尼亚兹的夏威夷仆人想把放在花园尽头的小木屋内部打扫一下时,他们只好跪着干,有时候还得爬进去。(这座模型是由一个木工组乘货运飞机专程从苏黎世来组装的。)
孩子们甭提有多么喜欢这件礼物。当然,他们坚持要在自己的小木屋里度假,把自己和他们的表兄弟、表姐妹、小朋友一起锁在里面。晚上要他们出来洗澡,得经过耐心的谈判,还得有人从中说项。自然,他们崇拜他们的夏眠阿姨,只有她才想得出这种别人想不出来的点子……
……大卫·塞梯尼亚兹岳家的人也有同感,甚
至包括她的妻子在内。每次塞梯尼亚兹硬着头皮提出夏眠的问题(他只敢称之为夏眠的“神经质”),他们总是耸耸肩膀。他们也许想批评他老提这事。夏眠性格怪僻,而且从小就是这样,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他们听说她和“那个
克立姆罗德”结婚了,可是除了黛安娜见过他一两次外,其余的人都没见过他。他们甚至还听到这样一件事:说是一九五五年春天,在地中海某处,夏眠曾在自己的游艇上向她的鬼男人开了几枪。(大卫曾把从乔治·塔拉斯那里听来的真实情况告诉妻子。)不过这事没多大根据,警方实际上没有作什么调查,再说,谁知道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个克立姆罗德或者德立克罗姆无非贪图她一千万美元的嫁妆,这是可以肯定的,夏眠跟他结婚想必是闹着玩儿,后来要把他干掉同样也是闹着玩儿。佩吉家的成员中数她最聪明,无论哪一个男人都不能强迫她做她不愿做的事。八成是那个克立姆罗德去向她要更多的钱,如果实际上是他向夏眠开了几枪,而夏眠素来宽宏大量,也许决定不把他交给警方,那倒是不值得奇怪的。
“更何况,如果夏眠真的有什么不正常,那总是看得出来的。她在美国、欧洲都找医生看过,这点她从不保密。但是大夫可曾决定要她住院治疗呢?没有。她住在瑞士,苏黎世附近有她巨大、豪华的别墅。她要个把医生老围着自己转,那是她忽发奇想的结果,就象别人相信什么测心术或星相学一样。
“真的,大卫,你看吧!……她有任何不正
常的迹象吗?她一个人生活,我是说没有丈夫或孩子,难道是犯罪的吗?为什么一个女人不能够独身?你们男人全都一样:如果一个男人不愿结婚生孩子,你们都认为他简直是个英雄,但如果一个女人也想这么做,你们就认为她是疯子。”
电话是一月十六日深夜打来的,确切地说是十七日凌晨两点(欧洲时间上午八点)左右。塞梯尼亚兹接过电话,只听得一个带德国腔的声音说:“出事了,先生,情况严重。”
到了苏黎世,他和黛安娜租了一辆汽车,顺公路朝东南方向走。那所别墅坐落在一片美丽的高地上,正好俯瞰瓦伦湖。
玛尔塔·霍德勒尔在门口等侯,她的眼睛又红又肿。
“我将永远责怪我自己,直到我离开人间,塞梯尼亚兹先生。直到我离开人间。”
她又哭了起来。霍德勒尔跟着夏眠有七年了。她不是唯一经常看顾夏眠的医生;还有两位
医生跟霍德勒尔日夜轮班工作,另外还有护士。这所豪华的别墅有为数多得出奇的仆人和所谓秘书,其实等于一所私人精神病疗养院,只为一个病人而设,目的是保护这个病人,防止她伤害自己。
“昨晚我们看了一部影片,我们经常放映电影。她非常安静,比平时安静得多,而且清醒,非常清醒。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我有责任:那种清醒本身应该引起我的警惕……”
夏眠刚从美国回到瑞士的时候,发过一次病,时间很短。她总是这样的。“因为她在美国看到了那些孩子。每一次这样的旅行都会给地带来同样的不利影响。要是由我们作主的活,我们绝不会让她去的。”
但她似乎很快就恢复了。就她的情况来说,最难捉摸的就是她又变得正常的几段时间。“近两年,那种神不守舍的状况在她身上越来越少了,那种状况会使她连最接近的人名字也给忘了。包括她的丈夫,她也认不出来……不过她似
乎有所好转。去年他们在苏黎世一起过了三天,她丈夫告诉我们,说情况很好。只是她回来后又发了一个月病……”
夏眠十一点钟回她的房间。埃塞俄比亚侍女把她扶上了床。另外两个医生中的一个去给她吃药,她便安然入睡,大家也都放下心来。“因为当时我们肯定她至少能酣睡八个小时。”
“我们在她枕头下发现了药片。她假装吞了下去,假装睡着……”
她丈夫不在家时,总有两个埃塞俄比亚侍女陪她睡觉。她们没有听见任何动静,因为夏眠用药麻醉了她们。“她预先就计划好自杀了,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她穿着睡衣走出家门。我们
在雪地上发现她的脚印。即使不出别的问题,她也会冻死的,因为这天夜里很冷,气温为零下十五摄氏度。我们可以肯定那是在凌晨一点左
右……”
夏眠在树底下沿着一条直线行走,一直走到花园的尽头,进了园丁的小棚屋,那些狗也不叫,因为它们认识她。她直接坐在冻得很硬的地上,先是割破自己的手腕子,但血冻住了,于是夏眠使用了长柄大镰刀,把它戳进腹部……
“她至少过了一个小时才死去……”
迪耶戈·哈斯已在那里。塞梯尼亚兹夫妇是获悉以后搭第一班飞欧洲的班机来的,尽管如此,哈斯还是比他们早到至少两个小时。他不仅在场,而且发号施令,俨然是这一家之主,每个人都很自然地服从他。在这情绪激动的时刻,向来讨厌这个小个儿阿棍廷人的大卫·塞梯尼亚兹,再也遏制不住自己的反感。
“你有什么权利样样都要插一手?”
那对黄跟珠子冷漠地注视着他。
“我是执行雷伯的命令。”
“夏眠·佩吉是我们的亲属,”黛安娜说时气得直发抖。
“她是我妹妹。”
“她是雷伯的妻子,”迪耶戈镇静地回答
说。“这是最根本的。与此相比,别的都算不了
什么。”
从他的金色瞳孔里,大卫——不管是对还是错——似乎看见了一股嘲讽的意味,这使他勃然大怒,他以前还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你他妈给我滚出去,马上就滚,”他说,“这是夏眠的房子。”
“这是雷伯的房子,”迪耶戈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首先包括我,还有你,塞梯尼亚兹。反正雷伯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为此,即使我得把你们——你和你的太太——杀了,也在所不惜。这下明白了吧?看起来你还有些不相信,那么,我告诉你,律师的名字叫卡尔·西格瓦特。这是他在苏黎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很愿意为你拨这个号码。他在等着你的电话,只要提一下你的名字就行。他能说英语。”
他拨了号码,用德语说了几句话,然后把话筒递给塞梯尼亚兹。电话里的声音告诉塞梯尼亚兹,整个别墅,以及里边的每一件东西,哪怕最微不足道的,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哈斯先生的财产,医生、护士、仆人以及其他一切人员的费用也是他支付的。西格瓦特补充说,如果塞梯尼亚兹先生和太太一候丧事料理完毕就能到他的事务所去一趟,“鄙人将不胜感激”,这样他们可
以共同处理克立姆罗德太太遗嘱中的一些细节问题。
大卫挂上电话。
迪耶戈一步也没有移动,但是他说:“仪式将在明天上午九点举行,遵照克立姆罗德太太的意愿,遗体将予以火化。一切都已安排就绪。”
“她的亲属没法按时到这里来。”
“那跟我丝毫没有关系。”
乔治·塔拉斯于同一天下午赶到,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他大为震惊。
“大卫,我恳求你别让你对迪即戈的敌意占了上风。他一切都听从雷伯的,而且从法律上讲,夏眠确是克立姆罗德太太。这你知道。冲着迪耶戈出气毫无意义。”
夏眠的母亲、父亲和大卫·塞梯尼亚兹的母亲以及其他三四个亲属,都在当天晚上赶到。因此,第二天到火葬场去的至少有十个人,另外还有原来照料夏眠的人员。
但其中没有雷伯。
塞梯尼亚兹又一次与迪耶戈发生冲突。
“他在哪里?”
“在他愿意呆的地方。”
“难道他不打算到场?”
最后那两个字塞梯尼亚兹几乎是尖声喊出来
的。
“他愿意干什么,谁也管不着,塞梯尼亚兹。”
那双黄眼睛始终不脱嘲弄的意味,而在这几天里特别露骨地表明,这个矮胖子身上蓄有非同小可的敌意和狠心。无论在火化夏眠遗体之前、之时或之后,这个阿根廷人从未有半点感情流露。他看着别人,看着泪流满面的女人和悲不自胜的男人,脸上几乎带着狞笑。
“你比他更疯狂,”塞梯尼亚兹再也想不出什
么问罪的话,最后只得对他这样说。
迪那戈皮笑肉不笑地答道:“任何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可能超过雷伯。”最后他又补充说:今天下午和今天晚上我将处理一切有关这里的人和房子的事情。雷伯说过,如果你、你的太
太……或者她们,”他用下巴指指佩吉的那一群
亲属,“喜欢这屋里的任何东西,你们就先去
拿。喜欢什么就拿什么。一切都计划好了。我已中止保险。”
“见鬼去吧,”塞梯尼亚兹说。
“我确实希望有朝一日能会一会魔鬼,尽管我并不真正相信此公的存在,”迪耶戈答道。“我对于这样一次会晤抱有厚望。”
事实上,他说“今天晚上”这话时的神态引起了塞梯尼亚兹的好奇心。一月二十日傍晚,他和塔拉斯回到瓦伦湖附近小山顶上那个别墅。
在这之前,塞梯尼亚兹和佩吉一家参加了宣读夏眠遗嘱的仪式。这个年轻女人留下大约二千三百万美元。她的兄弟姐妹的孩子们得到一千万美元——正好是一九四七年她满二十一岁时得到
的款额,其余的全部遗赠国际儿童基金会。
“至少那个克立姆罗德没能从她手里把她的钱骗去,”塞梯尼亚兹的岳母指出。
别墅里原来的雇员全部遣散,遣散的方式无可否认是很慷慨的。
这房子是一栋漂亮的白色三层楼建筑,坐落在一个占地十二公顷的花园中间,另外还有附属建筑和马厩。塞梯尼亚兹在夏天和春天到那儿去住过两三回,知道在这两个季节里那儿鲜花盛开。整个一栋楼共有三十个房间,全都布置得富丽堂皇。
当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把汽车开进两旁都是参天大树的一条长长的小路时,天已黑了。但这栋楼里每一扇窗子和每一扇开着的门无不灯火通明。起初他们以为也许在举行什么晚会。车在两排柱子中间的门廊里停下。黑漆大门洞开,他们就走进去。
他们立即嗅到一股气味。两人交换了一下忧虑的眼色。当他们发现溢出的汽油正顺着部分覆
盖在白色楼梯上的黑色合成橡胶地毯慢慢地淌下来时,这种忧虑更是有增无减。几乎在这同时,迪耶戈本人出现在楼梯顶上,往下看着他们。他手里拿着一罐汽油。
“你们来得正好,”他说,“再过几分钟就太迟了。雷伯说了:‘如果他们要这屋里的任何东西,让他们拿吧,不管什么东西……’”
他笑嘻嘻地表示:那就请吧。不过要快。
“你要干什么?”塞梯尼亚兹问道。
迪耶戈举起手里的汽油罐,把里面剩下的一点儿浇在楼梯扶手上。塔拉斯的裤脚也溅到了汽油。
“对不起,塔拉斯先生,”迪耶戈说。“你当然猜得出我要干什么。”
“这非常明显,”塔拉斯说。
塞梯尼亚兹朝楼梯那边跨了两步。
“啧啧啧……”迪耶戈说,“瞧。”
他举起右手,给他们看一只金质的打火机。他轻轻一按,小小的火苗窜了出来。迪耶戈笑了。
“这栋楼里的汽油足够把整个苏黎世变成一片火海。我自己正蹚着汽油走呢。要是你再跨前一步,塞梯尼亚兹,咱俩就得同归于尽。要是你不相信的话,不妨再走近点……”
“大卫,看在老天份上,快回来,”塔拉斯说。塞梯尼亚兹无可奈何地退了回来。
“现在,你们二位必须出去把你们的车开
走。我既不要烧车,也不要烧人。雷伯没有叫我
把你们烧掉。”
他哈哈大笑,手依然举着明火,随时可以点着这一大片汽油。
“走吧,大卫。”
塔拉斯把他的同伴拉到门外被前些天来来往往的人踩结实的雪地里。
“大卫,请你把车发动起来,停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去。”
“必须制止他,”塞梯尼亚兹说,一边气得浑身发抖。“我们应该去叫警察……”
“请闭上你的嘴,快把这该死的车开走,塞梯尼亚兹君。”至少这一回,塔拉斯说话不象平时那样讲究措辞了,尽管声调还算平和。
塔拉斯看着汽车开走,然后跑回到台阶上,正好面对面碰上从里边出来的迪耶戈,他手里又拿着另外两罐汽油。塔拉斯举起手来。
“我不想阻止你。”
“我知道,”迪耶戈说,“雷伯说过。”
他从塔拉斯旁边擦肩而过,显然无动于衷。
“当心你的脚,教授。”
汽油都洒上了。迪耶戈末了把罐里剩下的统统倒在木窗板上。然后他朝着给主楼里辉煌的灯火映照得如同白昼的一些附属建筑那儿走去。
塔拉斯看见他又用汽油把那些平房和马厩浇了个透湿。乔治走到五十米外一颗落叶松旁,倚在树干上。他在打颤,或者说在哆嗦,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他觉得冷呢还是心里激动。他听见,塞梯尼亚兹踩着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走过来,一声不吭地站在他左边。
“你冷静下来了吗,大卫?”
“是的。”
“现在你明白了吧?”
“是的,我想是明白了。不过这太可怕。”
“哪个王八蛋说过不可怕呢?”塔拉斯说。他在想:雷伯也许就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藏在黑夜里,毫无表情,睁着那双猫头鹰似的眼睛,内心燃烧着地狱之火。天哪,那个人的痛苦肯定比任何人更甚……
第一团火焰出现了,起初有些羞羞答答、躲躲闪闪的样子。
蓝幽幽的火舌沿着仆人住房的木头阳台的栏杆蔓延过去。它突然变成了熊熊烈火,黄色的火光令人目眩。就在这刹那问,只听得一片杂沓的马蹄声和马嘶声传来,与眼前的景象是那样格格不入,塔拉斯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
但这些声音是真实的。迪耶戈又出现了,他骑着一匹光背的栗色马——那马有三只脚是白色的,——后面还用一条长长的缰绳牵着另外八匹马。他策马离开火场,但到了那两人跟前,就连忙把马勒住。
“雷伯没有说过怎样发落这些马。但他知道只有这些马才是我唯一关心的事情。”
他稍微转过头去看看那栋白色的房子。他一抡臂,把打火机朝门廊扔去。那栋三层楼的别墅顿时火光烛天。
他见状发出一声狂叫,那些马在雪地里疾驰而去,很快就被黑夜所吞没。
王臣——8
自那以后,虽有其他许多人见过王,跟他谈过话,然而能说出王来踪去迹的只有迪耶戈·哈斯一个人,而他多多少少向乔治·塔拉斯透露过一些情况。
象佩特里迪斯兄弟、阿洛伊斯·克纳普、保尔·苏必斯、中国人韩某、罗杰·邓恩、厄尔尼·高兹契尼亚克、弗朗西斯科·桑塔纳、亨利·钱斯、埃塞尔·考特这些人,当然还有塞梯尼亚兹和塔拉斯,他们每人都见过王好几次,有的还跟他在一起呆上几天。在夏眠死后的五年中。雷伯·克立姆罗德经常旅行,走遍了好多稀奇古怪的去处,往往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比如,在六十年代初,尤其是一九六三年,克立姆罗德着手在东南亚开设纺织厂,随后又开发电子工业。当时,他少说也曾拜访过十次以香港和新加坡为活动基地
的韩某。
他继续扩充他那错综复杂的公司网,这种情况至少又持续五年,直到一九六六年。与此同时,塞梯尼亚兹启用了一套新分类系统管理他的档案,这是要借助于电子计算机的。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扩充了在五十八街的事务所地盘,增加一层楼面放他的计算机。
“在一定程度上,”后来他说,“我可以探索雷伯留下的踪迹。我们难得见面,见面时,或者雷伯打电话给我时,他也从来不说自己一向都在哪里。他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黑狗间接指挥,而黑狗的人数也增加了许多,在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间达到了二十六名。”
“在发挥黑狗的作用方面,他只是把一开始就采用的那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加以完善。这些人中的大部分,确切地说是十四人,原先均为罗马尼亚籍,一般往往是犹太人(但不一定个个都是),多数情况下是美国公民(但也不一定个个都是)。我不太清楚罗马尼亚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情况,也不太清楚,两次大战之间以及一九四五年以后,为什么瓦拉几亚人、摩尔多瓦人、特兰西瓦尼亚人纷纷移居到别的国家去。不过,在
寻觅雷伯昔日的踪迹过程中,会得到这么个印象:全世界到处都有这些罗马尼亚人。有一天我甚至接待过一个化名迪米斯特里斯的人,他拿着澳大利亚的护照来到我的事务所,向我汇报雷伯新建立了三家公司:一家航空公司,两家采矿公司,设在新南威尔士和珀思,那就是说在韩某的封地里。”
“然而,不管他们属于什么血统或国籍,他们都有某些共同的特性,那就是:狂热地、盲目地忠于雷伯。他们奉命来向我汇报,可是只要该交代的事情刚一结束,如果我请他们跟我谈谈雷伯·克立姆罗德的情况,他们必定会茫然凝视着我,问道:‘你指的是谁?’”
“关于雷伯的日常生活,我们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哈斯。”
当然还有乌巴尔多·罗沙以及某些南美洲人。但在克立姆罗德发动第二轮攻势期间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大卫·塞梯尼亚兹根本不知道有罗沙其人。同样他也不知道若热·索克拉特斯和埃默森·科埃略的存在,对于正在南美大陆悄悄地进行并且初具规模的壮举当然一无所知。
因此,韦科猎奇这段插曲,是通过迪耶戈·哈斯,又通过乔治·塔拉斯传到塞梯尼亚兹耳朵里的。
在达拉斯,雷伯用了两天时间跟石油巨头和银行家们商谈。照他一贯的做法,他并不亲自参加谈判,而是由两位律师代劳;一个是名叫加里·莫尔斯的得克萨斯人(他一直不知道克立姆罗德的名字),另一个是头脑灵活,有良好教养的墨西哥入,名叫弗朗西斯科·桑塔纳。
桑塔纳是一名王臣,在一九六四年七月韦科事件前后,他已为克立姆罗德工作了九个年头。至少,一九五五年春天,他的名字己出现在塞梯尼亚兹的档案里,当时一个新的卷宗表明了他的身份,第一页上标着一个红色的“特”字。
他个子细长,相貌英俊,长而又大的眼睛说
明他有点儿印第安血统,看上去象个西班牙—墨
西哥世家子弟;可是,别看他外表如此,他的出
身极其平凡、他生在一个遥远的印第安人村庄,
由于运气好,加上刻苦用功,他获得了好几张文
凭。乔治·塔拉斯戏称他为“马塔多尔”(刺牛
士)。看他那股机灵劲儿。说话准确流畅,谈判
时头脑冷静,思想集中,颇有几分象斗牛场上的明星奥多涅斯,尤其象多明京。
弗朗西斯科·桑塔纳是个负责多方面事务的王臣,包括低税率区域内的产业和有关委内瑞拉、美国、加勒比海石油方面的事务,尤其令人惊奇的是,连海水淡化他也管。
在达拉斯谈判中,他的公开身份是一个美国—墨西哥财团的代表。该财团在达拉斯市内、达拉斯郊区和沃思堡拥有一万公顷土地,都是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七年买进的。据塞锑尼亚兹统计,这些地产共有一万九千五百公顷,所有权属于五家巴拿马挂名公司。一九五七年是克立姆罗德与突多尔·安盖尔一起搞内华达行动的一年。
跟桑塔纳打交道的人,是当地势力最大的两个小朝廷的成员;奈西姆·沙哈则代表克立姆罗德从事大规模白银投机时也跟他们打过交道。
在莫尔斯的协助下,桑塔纳照例在谈判中表现得很活跃,同时一丝不苟地严格执行克立姆罗德事先给他的指示。而雷伯权充给这个墨西哥人携带文件的助手,并以这一身份列席会谈,只要
桑塔纳打一个手势,雷伯立即带着他特有的幽默感跳起来为“头儿”点烟(桑塔纳抽的是一种长长的雪茄)。三项预先计划好的交换事宜达成了协议:克利夫帕克湖附近的若干公顷地产交换商业区的几栋大楼,达拉斯—沃思堡收税公路附近的土地交换几家公司的部分股权,以后这部分股权通过增资或不增资再交换另一个公司的大部分股权。这笔交易虽然在一九六四年七月结束,其实在十四个月前莫尔斯和桑塔纳就着手进行了。
成交总额约为七千三百万美元。
“你真的给那头墨西哥蠢驴点过雪茄?”
迪耶戈驾驶着一辆小型运货车。三个小时以前,天刚亮,他和雷伯就离开达拉斯西行,至于为什么要往西,迪耶戈不知道。
“其中有个律师,叫卡尔森,就是面朝弗朗西斯科和莫尔斯的那个,以前见过我一回。那是五年前在休斯敦的时候。这次他几乎认出了我。在休斯敦时,别人告诉他我叫德雷姆勒;而这一回,弗朗西斯科向他介绍我叫富恩特。”
“圣母啊!”迪耶戈用讥消的口吻故作惊人之叹。“那可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他到达拉斯来找死啊?而刺牛士应该事先告诉你卡尔森也要到那儿去。你一定记得他的名字。”
“对方临时换了人,而莫尔斯又忘了通知弗朗西斯科。莫尔斯再也不会跟咱们一起工作。迪耶戈,我饿了。”
他们刚刚穿过阿比林,车正朝着埃尔帕索的方向直奔佩科斯。迪耶戈仍然不知道干什么去。雷伯说走这条路,他就走这条路。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他们在达拉斯住了两夜汽车旅馆,临走时雷伯说:“咱们把衣服换换。”他们便脱去套装,解下领带,换上旧紧身裤、不太新的牛仔衫,已经穿乏了的尖头牛仔靴。“穿这些东西真不舒服,”迪耶戈抱怨说,“对于我这双小脚,对于我肉墩墩的小屁股,对于我这个可爱的小大肚子,都不好受。我看上去就象系列动画片里的米老鼠或神速的冈萨雷斯,就差一项阔边帽。”
“顺便提一下,”雷伯说,“你还真需要一顶帽子。奉劝你在这一带地方不要光着脑袋乱跑。”
“还有什么?”迪耶戈说着叹了口气。
他们右边出现了一座小屋,四个白色的大写字母“FOOD”表示那里有吃的卖。
“要不要停下?”
“不。”
“我想你饿了。”
“可以忍一下。咱们还没到地方。”
“我很想知道咱们在往哪里去。你说的哪里?”
“甜水镇。”
七月二日上午十一点左右,他们到达那个地方。照迪耶戈说,那个地方根本不值得这么大老远赶来,甚至连停靠一下也不值得。这是个小地方,房屋排成一长列,好象在烈日下永远沉睡不醒了。
雷伯选了一家看上去很普通的饭馆。他们要了牛排,迪耶戈不知多少次完全不抱什么希望地
向侍者说明,他的牛排要嫩一点,嫩一点,外面颜色很红,里面差不多是生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心里已经认定了,他拿得准牛排端上来时必定过了火候。何况这名侍者摆出一副压根儿不想听的样子。事实果真如此。他们吃了起来。随后,就在他们快吃完那必不可少的苹果排时,事情发生了。
一个男人走进饭馆,他的两条肌肉发达的膀臂刺着花纹,一头短发象个海军陆战队士兵,他戴一顶黑色的牛仔帽,帽子上有一条蜥蜴皮或蛇皮饰带。他左手拿着—个铁皮罐,盖着盖子,还用皮带扣住。
他把铁皮罐放在贴近自己的一张凳子上,要了杯啤酒。
迪耶戈知道雷伯的脾气,注意到他眼睛里闪起了火花,这表明雷伯发现了什么乐子。
他问道:“怎么回事?”
“瞧他旁边墙上的海报。”雷伯说。
迪耶戈抬头望去,但几乎得站起来才能看
清。关键的几个字是:“韦科”(他知道这是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城市)、“兜捕响尾蛇”和“三百美元奖金”。迪耶戈只觉得—股冷气直透骨髓。
“咱们就是为这个来的?”
“嗯……”
迪耶戈知道兜捕是怎么回事,他也知道响尾蛇是什么东西,他大吃—惊。
这—惊非同小可,他以为自己马上会开始呕
吐。
“你们应该自己去抓那些鬼东西,”那个手臂上刺花的人说。他名叫乔克·威尔逊。“这些是我的。不过,你们要我跟你们一起去找,那也可以。二十块钱。”
“六块。”雷伯说。
双方以十二美元达成协议。
他们的黄色小运货车离开了甜水镇,驶进赤日炎炎的山丘,那里的气温至少有五十五摄氏
度。威尔逊带着一切必须的装备:钳棍(其顶端是用编起来的铁丝做成的钳子)、小镜子、一罐汽油,还有那个不可缺少的铁皮罐。
他们在头一个小时内就捕到三条:这些爬虫躲在一块背阴处的岩石缝里,甚至它们也受不了这样的酷热。但在以后的两小时内,却连一条蛇的影子也没看见。
“这一带剩下的蛇已经很少,”威尔逊解释说,“不过算你们走运碰到了我,我对这该死的地方了如指掌。你们放心,你们答应我的十五块钱不会白花。”
“十二块,”雷伯笑着说。“回去后另加一杯啤酒。”
他们用小镜子聚集阳光,有条不紊地点着岩石的每一条缝隙。最后,一窝蠕动的爬虫给逼出来了。威尔逊把一根小铜管插进汽油罐,开始慢慢地洒汽油。
“看着点,朋友……”
随后的几分钟里他们用钳棍捕到六条响尾
蛇。雷伯正在惊异于其中一条作横向移动时敏捷非凡,这条蛇已经游过来咬他的靴尖。
“这条响尾蛇正是你要的那种,”威尔逊
说。“它不象别的鬼东西扭动,它一下子就他妈
住旁边窜。这蛇一口气能窜到一英里半以外。你
已经看见了,可以相信这话不假。这些是参加比
赛的响尾蛇,朋友。你千万得小心点。只要再抓
住一条,你他妈就凑满十条了。”
那天他们捕到的蛇中有六条角形响尾蛇,最长的一条有七八十厘米。一条卡斯卡韦尔响尾蛇,足有一米五十长,背上照例有马赛克花纹,许多斑点这接成带状图案顺着蛇身延伸。其余三条是背上有菱形花纹的衲脊蛇,最长的一条有二米。
至于它们对人的危害,那是很明显的,但又不完全相同。角形蛇和衲脊蛇能把毒液射进血管内壁,破坏组织。卡斯卡韦尔蛇很特别;它的毒牙跟衲脊蛇一样,有时候有四厘米长,它的毒液里有一种神经毒素,能造成肌肉、特别是心肌的麻痹。
“那得看是什么人了,朋友,”威尔逊回答迪
耶戈向他提的一个问题的说,“如果你非得让一条这样的鬼东西咬的话,那宁愿让角形蛇或衲脊蛇咬。那些卡斯卡韦尔蛇最他妈不是玩意儿。不过,无论让哪一种响尾蛇咬了,反正不出三四十分钟都得完蛋。同样报销。”
第十条蛇,一条衲脊蛇,是在夜幕快降下时抓到的。它正想追一只兔子。迪耶戈和雷伯两人动手,把它夹住在地上,然后提起来挥舞,塞进铁皮罐里。威尔逊只管啪的一声把盖子盖上。
“那不是我的蛇。我,我只是个向导。这你们可不能忘记。十三块钱?”
“十二块加一杯啤酒。”
迪耶戈只觉得身上的血都凝固了。他们回到小型运货车上。
“你想去韦科参加比赛?”
雷伯点点头。咸尔逊好奇地着着他。
“以前玩过响尾蛇吗?”
“实不相瞒,没有,”雷伯回答说。
比赛在一个农场特地腾出来的大谷仓里进行。一些大型的农业机械被用来搭成临时看台,中间留出一小块竞赛场地。这个农场在韦科以南十来公里的布拉索斯河畔,离达拉斯的摩天高楼四十五公里。
赛场中央放着一个细铁丝笼子,不过三米见方。笼子没有顶,铁丝网壁高达一米二十。观众有二百五十到三百人,每个人都是花了一美元五十美分来看这场比赛的。
“你明白我对你的要求吗,迪耶戈?”
“明白。”
“迪耶戈,要是你在我发出信号之前就动起来的话,决不原谅你。”
“我明白,雷伯。”
谷仓里静了下来。一只小铁箱里的东西刚刚倒进笼子,十条响尾蛇就舒展开身子,其中好多
条摇响了尾巴。有一条狂怒地撞着铁丝网,不成比例地张开蛇口,两次咬住铁丝。人群开始起哄,就象狂热的观众见一头雄赳赳的公牛进入斗牛场时那样。
当第一组出场时,喧闹声立即平息下来。一组是两个人。他们身穿紧身裤和衬衫,头戴牛仔帽,脚登牛仔靴。手上不戴手套之类的任何东西。其中一个携带一只装谷物用的那种厚麻袋。
他们等到比赛主持人发出“开始”的信号,立即行动起来。其中一个人用很长的钳棍夹住响尾蛇,把蛇头紧按在赛台的木板上,手指紧紧扼住它腭下的要害,然后把蛇扔进麻袋里。他的助手只把麻袋口张开必要的一刹那工夫,不多也不少。一个人抓蛇的时侯,另一个人把麻袋在空中挥舞,让蛇与蛇之间保持距离。
他们的动作不太快。把十条蛇一一抓进麻袋实际用了两分十秒以上。
“不错。不过你们的速度还可以大大加
快,”比赛主持人说。他提醒观众,这项比赛的纪录是一分零九秒。
“雷伯!”
“别忙,迪耶戈。”
雷伯依然双手叉腰,眼神显得飘忽而邈远。
“雷伯,谁跟你进笼子去张麻袋口?”
“威尔逊。”
场内鸦雀无声。第二组进了笼子。
“让威尔逊见他的鬼去吧,”迪耶戈突然横下一条心说。“我要去为你张麻袋口,不要别人。”
“不。”
“那好吧,雷伯。那样的话,你先得把我打昏过去。否则,我,我要跳进笼子里去坐在那些该死的蛇身上。”
迪耶戈处在两种使他同样毛骨悚然的恐惧夹攻之下:一是对响尾蛇的恐惧,这是明摆着的;二是眼看雷伯死去而自己束手无策,就连跟他一起死也办不到,这比前一种恐惧更厉害。他从没
想过要阻止雷伯“玩蛇”(这是威尔逊的用语)。即使他有过这个念头,也会立即打消,因为他在一切事储上都追随雷伯。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跟着走,必要时鼓鼓气或推一把,反正一条路走到底。不管是什么路。也不管终点是哪里。
“雷伯,我恳求你,”他颤抖着,眼睛里噙满泪水,
“别拒绝我,雷伯。”
“乔克,”冒伯镇定自若地对威尔逊说,“计划有一点变动。迪耶戈将代替你去张麻袋口。其余的非常简单,乔克,只要我不朝你看,你什么也别做。什么也别做。清楚了吗?”
“朋友,这简直是发疯,”威尔逊说。
“我会盯住你看上几秒钟,那时,只有在那个时候,而不是在这以前,你才能插手。”
“行。如果你愿意这样的话。”
“我愿意这样。”
他们被排在第五组。第四组的两个人来自附近的一个市镇,他们创造了一项新纪录:把十条蛇抓进麻袋只用了五十九秒,这是一个惊人的纪录。看来那三百美元的奖金已经非彼等莫属。他们开始杀死那些蛇,剥去蛇皮,准备在煤炭上烤熟后,美餐一顿,以此来庆祝他们即将到手的胜利。
第三组不那么顺利。他们不得不让人从笼子外面帮忙,用爪形钩将蛇压下去。抓蛇的那一个腿上给咬了,立刻被抬上三辆待命的救护车中的一辆,送进医院。
雷伯这一组在抓前面九条蛇时一切正常,尽管速度不太理想。当第九条蛇扔进迪耶戈张着的麻袋时,时间已过去了将近一分半钟,迪耶戈也已经大汗淋漓。他认为,雷伯的动作也许可以更快一点。但是,雷伯每一次都毫不犹豫地用他的大手抓住三角形脑袋紧挨在蛇脖后面的部位,然后从容地做最后一个动作,把拼命扭动的蛇身不慌不忙地扔进麻袋。他脸上毫无表情,但他曾向迪耶戈作了两次微笑。有那么几秒钟时间,迪耶戈竟以为雷伯决定放弃这个计划了。
现在轮到了第十条蛇。这是一条花纹美丽、
色彩鲜艳的衲脊蛇,近一米五十长。当雷伯靠近时,它摆好了决斗的架势:蛇的尾部成S形垂直竖起;脑袋前后摆动着,摆幅很小,标枪似的叉形舌头几乎一动也不动……
……直到雷伯右手的棍子伸到离它不到二十
厘米时,那舌头突然以闪电般的速度射出来,在紧接着的十分之一秒内,雷伯用左手迅速抓住蛇脑袋后面的部位,随后对于象鞭子一般连连空抽的蛇身完成合围。
“瞧着,迪耶戈,”雷伯说,同时作了第三次微笑。
他把棍子扔掉,小心翼翼地用右手替代左手的位置掐住蛇脖子。他使劲一攥,蛇的上下腭立即张大,大得难以置信,毒牙清晰可见。
“好,”雷伯说。
他张开左手伸到蛇的面前,并且松开攥住蛇的右手。人群发出尖叫。毒牙直接插进大拇指和食指根部的虎口。
“迪耶戈,麻袋请抓牢,”雷伯把牙咬得紧紧
地说。此后,他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时有一个人跳进笼子,夺过马上就要从迪耶戈手里掉下来的麻袋。另一个人即威尔逊一个箭步冲到雷伯面前,割去蛇脑袋,把蛇牙从雷伯手上拔出来。他和另外两个人托住雷伯的胳膊和两膝把他抬出笼子放到一张桌子上。
雷伯的整个身子都在颤抖,他脸色煞白,牙关紧咬,眼睛闭拢,鼻孔收缩,一声不吭。
有人说:“非挖去坏肉不可。”
被咬的那只手在肿胀,随着血液循环受阻和皮肤变得麻木,肿胀扩展到腕部和前臂。
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谷仓。
“我们只好等待,”威尔逊说。“他叫我一直等到他朝我看的时候为止。不信问他的朋友。”
“我们只好等待,”迪耶戈说,他那一对黄眼珠子好像在燃烧。
三十秒。
“看好救护车,”威尔逊说:“别慌,朋友。”
“四十秒,雷伯,”迪耶戈说。
“别慌,朋友。”
“五十秒,”迪耶戈说。
这叫雷伯抽搐起来,要不是有两个人扶着他,他准会摔倒在地上。
“别慌,朋友。”
“一分钟,”迪耶戈说。
又过了二十五秒后,雷伯睁开了眼睛,看得出他还想展出笑容,那双清澈的灰色眼睛首先寻找迪耶戈,然后才看威尔逊。
“好!”威尔逊尖声叫道。
他们把他扶起来,架着他直奔早已开着门等在那里的救护车,司机坐在方向盘后面担架等物全部准备着。一名护理人员想阻止迪耶戈上救护
车,不料那个阿根廷人竞用一支科尔特自动手枪的枪管抵着他的腹部。
“要是他在咱们到那儿之前死去,朋友,咱们都得死。Muy pronto, por favor。(注:西班牙语,请快一点。)”
在那辆救护车上,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麻醉手段,就用一把刀子切除了所有坏死的肉,从左手的虎口往上,通过整个腕部,几乎一直到肘部,切去将近三十厘米长长的一条,最坏的地方有五厘米宽。进刀的深度在五毫米左右,血相对来说流得比较少。
后来,韦科的医生们对迪耶戈说,他们那种屠夫式的蛮干根本不管用。“但偏偏有那么一些疯子以此为荣,把他们的伤疤看作骄傲,在这方面,你的这位朋友大概可以创造某种纪录。”
当然,不管怎样,雷伯没有因此而死去。
王臣——9
乔治·塔拉斯确信,如果以为在韦科事件以及迪耶戈·哈斯拒绝参与的其他一些事件中,雷伯·克立姆罗德实际上是自寻灭亡,那是荒谬的。
“失去了唯一为他所爱的女人,他仿佛掉进了地狱。他痛不欲生,于是乎地跑遍整个世界,动不动就向夺走了他的夏眠的死神挑战——把雷伯想象成这样一个人,自然颇有浪漫主义色
彩。”
“然而,那是在用常人的尺度衡量一个非同寻常的人。”
“他是古往今来地球上最有钱的人。六十年代中期,他就拥有并亲自掌管一份价值七十至八十亿美元的财产,在那时候,这相当于甚至超过了路德维希和盖梯两家财产的总和。可是,在这
方向他还远远没有到达自己的颠峰。”
“不。要说有什么浪漫主义的话,那也是在别处,而且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水准上。他与响尾蛇的这场对抗,对于他的整个生活方式具有典型意义。这无非是一段趣闻。要理解这一点,只消回忆一下一九四七年他与迪耶戈·哈斯初次相遇到分手的情形那时候,他一头钻进世界上最大、最神秘和最危险的丛林,活着从那里出来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他是怎样一个人,不妨再回忆一下,他是怎样白手起家发的财;可是在拥有不可思议的巨大财富的同时,他却隐姓埋名,一直到最后。”
“衡量雷伯·克立姆罗德这个人,必须用比所有这一切大得多的尺度。通过他最后那件惊天动地的壮举,我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了……”
一九六四年九月,弗朗西斯科·桑塔纳来到纽约。这是他第一次和大卫·塞梯尼亚兹见面,大卫·塞梯尼亚兹也只听说过他的名字。桑塔纳的两个助手比他先到,他们是分别来的,互相之间并不认识,各人都以为自己是在单独执行一项秘密使命,很明显,桑塔纳对自己的下属同样也在使用
雷伯·克立姆罗德十分珍视的严密隔离制度。
这个墨西哥人自己不愿到东五十八衔塞梯尼亚兹的事务所去。一天早晨,他打了一个电话,用事先约好的暗语讲明自己的身份并且用流利的、委实无懈可击的英语很有礼貌地问,能不能劳塞梯尼亚兹大驾到他下榻的旅馆来一次。
在这之前,塞梯尼亚兹从神秘的杰思罗给他送来的一份报告中已经了解到桑塔纳的全部情况,特别是了解到桑塔纳在雷伯的干部队伍里地位越来越高。桑塔纳的班子做过大量工作,使克立姆罗德一些新的大规模扩张计划得以实现。塞梯尼亚兹感到好奇,所以他爽快地同意了。再说,他并不经常有机会离开事务所到别处洽谈工作。
“我对于你了解得极少,”桑塔纳说,“仅限于雷伯告诉我的;而他只是说,我应该把一切都向你汇报,毫无保留。我能提个问题吗?”
“你随时都可以提问题,”塞梯尼亚兹回答说,心里着实觉得有趣。雷伯的使者(不论地位高低)在向他吐露秘密之前表现出犹豫,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你是谁?”桑塔纳问。
“一个律师,”塞梯尼亚兹说,“和你一样。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他料想得到,有一连串问题在这个墨西哥人的舌尖上亟欲一吐为快:你是什么人,我凭什么该一五一十向你汇报?雷伯·克立姆罗德是什么人?他是不是别人的代理人?如果是,那么是谁的代理人?谁能居于雷伯之上,这样的人能是谁呢?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人可以对雷伯发号施令?
尤其是这最后一点,折磨着所有来见塞梯尼亚兹的人。
他们往往对克立姆罗德怀有一种狂热的感情,满以为只有在他们自己心中珍藏着雷伯的秘密,一旦发现还有另一个人同样参与其事,就会感到气愤。然而,这些人对于雷伯都没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一个也没有。他们每人所掌握的只是一台复杂的巨型机器的一个小小的部件,只有塞梯尼亚兹能把这台机器组装起来,然而,即使是他塞梯尼亚兹对于这一切是否了然于胸呢?归根到底在一九六四年,他对于正在南美趋于成型的
事还一无所知。
倘若塞梯尼亚兹为自己居于这个特殊的地位而飘飘然洋洋得意,那么,乔治·塔拉斯有一句话可以使他两脚着地回到现实中来。这个缺德的塔拉斯曾提出这样的设想:在世界上某个地方,甚至就在纽约城,或许有另一个塞梯尼亚兹正同样感到飘飘然洋样得意,或许也在组装那台复杂的巨型机器……
塞梯尼亚兹对桑塔纳说:“我的任务是保存好记录,仅此而已。不妨说我是一名文牍。”
这位墨西哥人一双黑眼睛冷峻地仔细打量着塞梯尼亚兹。最后他的态度似乎有所缓和。他问塞梯尼亚兹是不是看过桑塔纳的一个助手送到东五十八街去的文件。塞梯尼亚兹说看过了。
“这是一桩了不起的生意,”桑塔纳几乎带点儿勉强的口气说,“仅达拉斯行动一项就意味着一亿多美元。”
“的确了不起,”塞梯尼亚兹同意说,并竭力做出很有感触的样子,脑子里却这么想:也可以这么说,眼下我这个被认为毫无幽默感的人却在
扮演雷伯的角色。
“还不止这些,”桑塔纳继续说,“在马拉开波和加勒比海的石油生意,估计也有这么大的数目,很可能比这还要大。如果再加上一亿五千万,大概比较接近现实。”
“真是惊人,”赛梯尼亚兹一边这么说,一边在想:加起来总共只占雷伯全部财产的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至少据我所知只占这么一个比例。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数字就黯然失色了。
“此外,”桑塔纳又说,“还有那座海水淡化
厂……”
塞梯尼亚兹从一开始就知道那桩生意是怎么回事。它最初于一九五六年在案卷里出现,那是在第二轮攻势开始之后不久。起先,一家巴拿马公司——它也属于克立姆罗德所有——分三个阶段向墨西哥政府租用十万公顷无人居住的沙漠地带。第二家同样不由雷伯出面的公司安装了可以同时生产饮用水和食盐的全套设施。这第二家公司由一个名叫埃利亚斯·白尼适的人经管,塞梯尼亚兹发现此人是约尔·白尼适的叔伯兄弟,业已移居美国。第三家公司总部设在泽西岛,它负责建
造价格低廉的住房。第四家公司在一个由桑塔纳推荐的墨西哥籍受托人监督下,从事土地分块买卖,把这些土地一块块地转卖给农民或墨西哥公司。第五家公司,一家保尔·苏必斯在其中占有很大股权的法国公司,建造了一个能容纳十五万吨轮的港口。
第六家公司——根据一项委托协议书,弗朗西斯科·桑塔纳成了它的业主——负责每年销售一千五百万吨食盐。
“有一些新的发展,”桑塔纳说,“我要亲自到这里来,只要能见到你就把这些新的发展告诉你。关于海水淡化厂有一些新情况。我们已经签订了在阿拉伯半岛建造其他海水淡化厂的合同,条件很优惠。贝鲁特有一位名叫沙哈则的黎巴嫩银行家,代表我们与阿拉伯酋长们会谈,我曾向雷伯建议以某种方式酬谢他。但这并不是主要问题。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项谈判,想要把我们在墨两哥的一家工厂重新买回来。很快就要签订合同了,价格是六千万美元;那是个好价钱。问题不在这里。几年之前,我们与日本化工界某财团签订过一些有关食盐的协议。这些协议刚加以
续订;他们的律师姓韩,此人极难对付。他是从香港来的。他的顽固劲儿足以使任何人发疯。不过我们现在不提他吧……我要谈的是海运问题。
这使我有点儿伤脑筋。我们与一家利比里亚公司签订了一项由他们独家包运食盐的合同,至少这一次我对合同的条款极不满意。”
“有什么区别呢?”塞梯尼亚兹问道。“反正全部都要转卖给一个德国财团。”
“这家利比里亚公司过去三年中从我们手里弄走了巨额利润。”
“这事你与雷伯讨论过吗?”
“讨论过好几次了。他承认在签订最初几项协议时,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本来打算认晦气算了,但是经我一再坚持,他同意我把这场官司打下去。我遇到的对手——利比里亚公司方面的律师——是在纽约的希腊人,佩特里迪斯兄弟。这哥儿俩简直是花岗石脑袋。你认识他们吗?”
“名字听说过,”塞梯尼亚兹说。“他们很有点儿名气。”
说这话的同时他心里在想:“如今王臣与王巨发生了火并!当桑塔纳跑去告诉莆伯说准备要掐死尼克和托尼时,我可以想象雷伯一定什么表情也没有。这场混战真够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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